一、德国见死不救罪引关注

二、法律规定及判定

德国刑法第 323 条规定：“遇到事故、险情或紧急情况，可以施救但拒绝施救者，尤其是在不会给本人带来危险以及不会与其他重要责任构成冲突时，可处于一年以下监禁或罚款。” 这条法律明确了 “见死不救罪” 的适用范围。首先，必须是在事故、险情或紧急情况发生时。例如，在银行老人事件和摩托车事故中，老人昏厥倒地和摩托车驾驶员身受重伤都属于紧急情况。其次，行为人要有施救的可能性。如果当时的情况确实无法进行施救，比如行为人自身处于危险之中或者有其他重要责任需要履行，那么就不构成 “见死不救罪”。

在判定是否构成 “见死不救罪” 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一方面，如果行为人能够采取行动进行救助，比如拨打急救电话、向他人求援等，且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以及不会与其他重要责任构成冲突，却没有进行救助，就有可能被判定为 “见死不救罪”。在银行老人事件中，前四名顾客完全有能力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向银行工作人员求助，但他们却选择了视而不见，因此被起诉。另一方面，根据德国《民法》，“见死不救” 行为的受害者还有权提出赔偿要求。这意味着，如果因为他人的 “见死不救” 导致自己遭受了损失，受害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赔偿。例如，如果在事故中，因为没有人及时救助导致伤者的伤势加重，或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受害者可以向 “见死不救” 的人索要赔偿。这种规定旨在通过法律手段，促使人们在紧急情况下积极救助他人，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德国民众对 “见死不救罪” 的态度呈现出多样性。一方面，有不少民众支持这一法律的制定。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关系日益冷漠，“见死不救罪” 能够起到约束个人行为的作用，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时无人救助而导致悲剧。例如，在银行老人事件和摩托车事故发生后，许多民众对见死不救的行为表示愤慨，认为那些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觉得法律的存在可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他人的生命安全，在紧急情况下积极伸出援手。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民众对 “见死不救罪” 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他们担心将法律凌驾于道德之上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比如，有人认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人情味变淡，以前帮助他人是出于善良和道德感，会受到嘉奖，而现在帮助他人变成了一种法律责任，可能会让人们的行为变得机械和功利。此外，还有人担心会出现一些衍生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运行。例如，如果在公交车上打盹错过了让座机会，是否会负法律责任？类似的问题可能会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不安，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

与德国相比，我国目前还没有将 “见死不救” 写入刑法。我国更多的是通过道德层面的宣传和引导来鼓励人们在他人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让人犹豫是否要救助他人的情况，比如曾经发生过救助别人的人反过来被受救助的人诬陷，甚至被判有罪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得人们在面对他人需要帮助时，往往会更加谨慎，甚至选择袖手旁观。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德国的法律规定。例如法国，《法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救助的，处 5 年监禁并扣 50 万法郎罚金。美国同样如此，当意外发生时，人在现场却并不采取合理救援者，皆以犯罪论处，即便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拨打 911 电话求救，也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就犯了 “疏忽罪”。塞尔维亚在交通事故方面，若明知发生了意外，仍旧视若无睹的话，一经发现，大概率就是一年徒刑，因抢救不及时而导致身亡，相关人员可能面临 8 年有期徒刑。

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反映了各自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念。德国等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强制人们在特定情况下救助他人，旨在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而我国由于地域广阔、人种构成复杂、国情复杂等原因，在刑法中加入 “见死不救罪” 短期内可能不太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其他方面探索如何鼓励人们积极救助他人，比如加强道德教育、完善法律保障机制等，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